要真正解决好中国的管理问题,

要让中国人对世界范围内涉及自己的管理问题有话语权和平等的参与权,

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人自己。

——李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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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汪寿阳(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9“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汪寿阳

男,

中国科学院杰出研究员(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Science)、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

      汪寿阳研究员在决策理论与应用等领域做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代表性成果包括:

1、在多目标决策领域,他提出了N人非合作多指标对策问题和元对策问题的标准型模型,提出的Pareto平衡解等概念以及建立的理论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所提出的分析方法成为了国际上研究非合作多指标对策问题的一个主要技术;他建立的多目标规划问题非劣解的最优性条件以及对偶理论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大量引用和高度好评;他提出的多派冲突分析方法被荷兰能源中心等机构作为主要方法用于研究国际环境谈判,被评价为“can be used to formulate a st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结合实际复杂决策问题,他领导研发出多个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为企业、政府和军事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与平台。

2、他提出了“金融系统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发展规划等,开辟了金融复杂系统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方向。他运用金融系统工程原理与方法研究了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金融市场监管等重要问题,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不仅所提出的若干政策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而且不少理念、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案还被一些国际著名机构所采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以集成思想为核心,以模型创新为突破,以人工智能和优化技术为工具,将事件挖掘技术、计量经济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综合集成起来,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能够有效地处理复杂管理系统的研究方法论—TEI@I方法论,被评价为“a breakthrough”,并成功地解决了一批国际预测难题,预测精度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及时向中央提交了120余篇预测报告和政策研究报告,其中30余篇报告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和赞扬,为中央和政府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和参考依据,不少建议被政府所采纳。


2009“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汪寿阳:管理科学要“顶天立地”

       160余篇SCI和SSCI论文,和专著33部(其中Springer出版英文专著9部),先后被包括顶级期刊Energy Economics和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等在内的15种国际学术期刊聘请为领域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或编委……这还只是“汪寿阳”三个字在国际上所代表的成就。而在国内管理学界,汪寿阳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10月28日下午,记者走进了位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大楼。坐在会议室里等待采访之时,记者翻起了准备好的资料。记者发现,汪寿阳研究过很多领域,从多目标决策、物流管理、冲突分析到金融管理、经济预测、决策支持系统,但是他几乎“做一个,成一个”,每一个研究方向总能做出国际一流甚至领先的成果,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正在此时,一位满脸笑容的学者急匆匆地走进了会议室。“对不起!对不对!来晚了”,隔着老远他就把手伸向了记者。他就是汪寿阳,不如想象中的神秘、高大,却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做国家最需要的,做别人没有做过的

       对于记者的疑问, 汪寿阳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坦然地说道,“这些年来,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和学科的发展前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只是能把这些需求作为自己选择研究方向时的参考而已。”

       让自己的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是汪寿阳的一个基本人生信条,同时也是他进行学术创新的动力之源。“20多年前,我选择多派冲突分析方法作为研究方向,就是因为考虑到当时中国研究该方向的人非常少,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矛盾将会逐渐显现,中国与西方的矛盾也会日益增加”,汪寿阳告诉记者,“当时,我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方向在国际上也会是一个有广阔发展空间新的领域。如果能通过我的工作和努力,在这个方向的研究中带起一支队伍,对国家的发展将会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来,汪寿阳及其团队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政策制定部门,如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等的采纳。在产业政策、大宗商品需求与价格预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出口退税政策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他所在的实验室为国家“精打细算”,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为国家科学地制定各项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呈报的6篇报告中有5篇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

       学术创新永远都应是一个学者的生命追求。汪寿阳表示,他所重视的正是那些既满足国家迫切需要又涉及到理论前沿的研究课题。汪寿阳和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一起,敢为天下先,在国际管理学界不断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开创新的学科方向。他的团队用他提出的一种能够处理复杂管理系统问题的研究方法论--TEI@I方法论来预测外汇汇率和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其精度和方向准确性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在外汇汇率的短期预测方面,其工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大宗商品国际话语权问题——这个过去只有媒体记者讨论的问题,由他的团队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得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汪寿阳及其团队的这些成果,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其实,我们的研究不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汪寿阳回应记者,“我很多现有的研究中都用到了之前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汪寿阳至今仍然还在用冲突分析的视角做一些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研究。比如说,他的团队正在用对策模型来研究低碳经济与环境谈判问题、贸易政策等问题;用冲突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与国际卖家在矿产品价格上的博弈等。他认为将以前的研究工作不断运用到之后的新研究之中,并与自己掌握的新知识和新方法经过系统集成去解决新问题,才是他能够“做一个方向成一个方向”的关键。

 

因缘际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今年51岁的汪寿阳,有着他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经历,早年也曾经下过乡,插过队,在艰苦的农村种过麦子,捡过棉花。然而,相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却更为幸运。当然,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高中读完之后下乡,我由于表现比较好,被推荐当民办教师,有比较多的时间看书。”谈到当年的自己,汪寿阳笑称自己后来的发展完全是“因缘际会”。汪教授说,在乡村中学他教语文,而且还喜欢舞文弄墨,写些小说散文。但是,和他搭档教数学的同事却影响并改变了他。这位搭档就是后来成为80年代中国代数几何界先锋人物的数学家肖刚。经常从肖刚那里借数学书看的汪寿阳,逐渐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学完成了微积分、线性代数等部分大学数学课程。

       1977年,中国全面恢复高考。“我又教语文,又学了高等数学,所以并不偏科。那次考试,我真的可以说是超常发挥,考得很好。”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当与记者聊起这段早年难忘的岁月,汪寿阳还是显得有些激动。命运又一次和汪寿阳开了一次“玩笑”。考前,汪寿阳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第一、第二志愿都是家乡江苏省内的医学院。但结果却是汪寿阳因为成绩优异被“调剂”到了中山大学最热门的专业———自动控制专业。

       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在80年代初就开始试行学分制教学改革探索,允许学生通过考试免修课程。“当时学校的开放,让我免修了很多课程而去学了很多我感兴趣的课程”,汪教授谈到,“当时,我自学了很多数学课程,然后就去参加数学专业的考试,拿成绩。”这为汪寿阳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前,汪寿阳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恰逢中科院进行硕博连读改革试点,汪寿阳又一次幸运地成为了国内第一批硕博连读的学生。“不是我刻意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改革的好时候,”他对记者解释说,“我一直觉得自己这辈子和国家的改革命运与共。”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最初经历课程免修的大学生、第一批中国硕博连读研究生……一个又一个偶然的背后,汪寿阳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改革的受惠者,也坚定了他用知识和科研回报国家的决心。

 

科研精益求精,生活随遇而安

       对待科研,汪寿阳是个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人。早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日本京都大学福岛教授来北京访问,看到了他在非线性规划精确罚函数方面所做的一项研究,非常感兴趣。于是,这位教授将他的文章复印带回去日本并作为他的博士生研究的一个基础。而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多目标非线性规划共轭对偶理论》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国际上该方向最好的研究结果。追求卓越的科研“习惯”,让汪寿阳很早就开始做国际最前沿的研究。

       严师出高徒。“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导师许国志院士,”汪寿阳回忆起当年的求学岁月,“我的导师一直要求我们要做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要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工作;要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管理问题,鼓励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今天,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有所成就的汪寿阳也严格要求着自己的学生。他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成为科学将才、帅才和企业的高层领导。“在给学生选题时,我明确要求:小的改进工作不做,尽可能从理论框架上考虑问题,”汪寿阳谈十分强调研究的独创性,“我要求研究生报告他们工作时必须与国际上该方向已经发表的最好工作相比,你的工作有什么优点?对本领域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久而久之,学生们就能逐渐养成了良好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培养模式下,他的学生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他的博士生李仲飞毕业即被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争抢”,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就被中山大学聘请为特聘教授。

       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寿阳对级别、待遇、生活条件却不在意。1997年至2000年汪寿阳曾被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去担任常务副主任,就在许多人都以为他将在政坛发展时,他却出人意料的从正局级领导岗位上重回中科院,继续做他的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三年,汪老师总是把它笑称为“当兵三年”。“我对物质方面的要求不高,只要够生活就可以,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只要自己对社会有贡献就行了”,汪寿阳淡淡地说,“当时同意出仕为官,其实更多地还是希望为管理学科的建设做一些事。事实上,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国管理科学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一个有抱负的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知来报效祖国——这才是汪寿阳一切选择的最终标准。

 

顶天立地建设国际一流的中国管理学科

       三年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工作经历,让汪寿阳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有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在他看来,中国的管理科学离世界最高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如何不断缩小直至最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5年在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他首次提出了新时期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五个特征,总结起来就是BRICE——,即管理行为Behavior,风险控制Risk,系统集成Integration,文化因素Culture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Electronic。他常常告诫自己和学生,“要在解决中国的重大管理与决策问题中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才是最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创新研究。”

       汪寿阳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科要走向通往国际先进之路必须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国际影响,要做国际最前沿的课题;立地,即使要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大量新问题,这是管理学研究的最好素材”,汪寿阳这样解释他的比喻。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管理科学界的进步非常大,一些工作也开始在国际上显现影响。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本身正逐渐成为了国际管理学科最前沿的一些课题。汪寿阳信心饱满地说道,“只要我们把握好机遇,不懈努力,我相信再有5-10年,中国的管理学科也会接近和部分达到国际水平,并实现最终的超越。”

 

文/陶韡烁、潘星